療傷與展望—對話、故事、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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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內兒@撐傘落區

政治一分鐘也嫌長,何況是三星期﹖今日再談「原則」與「策略」,不免有明日黃花之感。只是,對於很多人,當日的對立與不安仍然縈繞在心,揮之不去;那種撕裂,不但是社會的傷口,同時也是個別社群的傷口,是個人內裡的傷口,需要面對和治療。如果今日仍然要回顧特首「選舉」,大概首先要做的,應該是好好整理一下思緒和感覺,讓自己和社群走出那種對立的情緒;而若能在這個過程中點出一些被人忽略的事情或觀點,甚至梳理出一個閱讀的框架,啟示未來的方向,那就相當不錯。

 

對話的基礎

人類的語言是很有趣的。我們都玩過一個遊戲:甲對乙說了一句話,然後乙把那句話傳給丙,丙又傳給丁,餘此類推。因為每個人傳話時都會有意無意地加多或減少,傳到最後一人,原來那句說話多變得面目全非,成語「以訛傳訛」說的就是這種情況。當然,按成語本意,原來甲說的那句話已經是假的;而今日我們借用這句成語,指的卻通常是溝通問題,也就是假設本來甲說那一句說話才是「真相」,後來的誤傳歪曲了那句話的原本面貎。

不過,更普遍的情況是,根本沒所謂「真相」,或者說,甲、乙、丙、丁、戊…… 全部人說的都是「真相」。九十年代的周星馳常常玩這種遊戲,例如「007」拿槍(這是用圖片/影片說話,也是語言的一種),表達的「真相」是風流倜儻,身手不凡;但周星馳再說一次,「凌凌柒」拿「古惑的槍」,傳達的「真相」卻是戲謔、逗笑、反英雄。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句語言(拿槍),兩個說法」,而兩個都是「真相」;至於「拿槍」本身,不過是一幅圖像,一個符號而已。

而糟糕的情況是:甲、乙、丙、丁、戊…… 每個人都深信自己說的才是「真相」,才是對的,別人都錯了,哪怕他們說的話儘管表面字眼(符號)相同,但其實裡面的內容已經毫不相干。例如,某些人說「特首選舉」,他的意思是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既然不公義,自當投白票以示杯葛;又既然是選舉(儘管是小圈子),自當審視政綱,排除立場相異的人。但在另一些人口中,「特首選舉」壓根兒不是甚麼「選舉」,連小圈子選舉都不是,那只是和西環的政治博弈遊戲,所有選舉邏輯概不適用。孤立地看,兩者都可以理解,至少有自圓其說的邏輯;但實際上兩者之間的爭論只是自說自話,「雞同鴨講」;表面上大家都在討論水果,但一個說橙多汁,另一個堅持蘋果爽脆,大家根本不是在同一基礎上對話。而隨著爭論升級,不同的人又各自對某種表述加添意義。例如「民意」,一方由「民意可恃」、「推高民意」演變成「尊重民意」,進而指責對方「往日指責梁振英不尊重民意,今日自己就漠視民意」;另一方卻回應「民意是浮動的,從政不能隨波逐流,應該堅持原則」。於是,本來「應否提名及投票給曾俊華」的對話,卻被轉移為如何理解「民意」,而所謂理解,卻是一個永不會錯的註腳,沒有情景,也沒有脈絡,實際上只是各自為自己版本的「特首選舉」添加一個叫作「民意」的空洞符號。

於是,真正的對話應該穿透這種空洞的符號運作,回到具體的情景和脈絡,直接進入議題。穿透「民意」這個符號,真正議題之一可能是「應否提名及投票給曾俊華」。如果我同意,我會說曾俊華擁有高民望,是有力挑戰西環干預的武器,所以「民意可恃」,而「推高民意」就是強化這件武器的方法 (所謂「尊重民意」其實無關宏旨)。如果我不同意投票給曾俊華,面對「漠視民意」的指責,我會說往日指責梁振英時提出「尊重民意」,針對的是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政治過程,但今日面對的是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從來是小數人憑原則和良心推動的另一種政治過程,雖然兩者都提及「民意」,但具體內容並不相同,不能混為一談 (而非高談「民意也支持領滙上市」,那不是回應,只會傳達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傲慢)。 要穿透「特首選舉」這個符號 ,如果我認為那純屬政治博弈,那就須要說明在當前形勢下為甚麼這個理解是合理的;還有,怎樣才能傳達這個理解,讓大眾明白及接受﹖怎樣才能把這個理解轉變為可行的博弈策略﹖當中涉及甚麼風險﹖如何應對﹖ 如果我堅持這是小圈子選舉,須要貫徹選舉的邏輯,我也應該說明為甚麼這種理解更能解釋或對應當前的形勢。在這種理解下,我有甚麼具體而合理的政治目標﹖同樣,如何向大眾有效傳遞這些信息﹖ 進入議題,才能展開對話,避免「特首選舉」、「民意」、「民主運動」、「毋忘初衷」之類措辭成為各取所需,任意挪用的空洞符號;並且再進一步,具體地審視不同主張/立場的政治判斷、政治行動、政治目標和政治理據,找尋可能的對話與協調空間。

 

 

對話的空間

穿透符號,可能找到更寬廣的天地。

我曾經嘗試按政治判斷、政治行動、政治目標、政治理據的框架去整理所謂「策略派」和「原則派」的說法,表列如下:

  原則派 策略派 對話空間﹖
政治判斷 1.    這次是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2.    西環治港固然是重大問題,但若只集中這一點,會淡化大眾對831、六四、左vs右等議題的關注。

3.    票投建制派,會令公眾沉醉於小圈子選舉,削弱大眾的抗爭意識,日後難以動員,損害民主運動。

4.    其實北京早已屬意曾俊華,當前一切只是假象,為的是做就薯片萬眾蔟擁的聲勢,以利日後推行惡政。

5.    習近平擁有絕對權威,不論港澳系統,還是傳統商界都只會唯命是從,當中的分歧沒有現實意義。

6.    中共內情無人能知,根本無從判斷。

7.    民主派高調支持薯片,反而令他更難獲北京接受。

 

1.    這次不是選舉,連小圈子選舉也不是,它只是一場與中共(特別是西環)的博弈。

2.   香港當前最大的問題是西環治港。831、六四、左vs右固然重要,但不是這次博弈可以達到的目標。

3.   民主運動有階段起落。傘運之後市民需要暫時退守,整固能量,等待下次可以動員的高峰。因此,現時需要有可能實現的短期目標,維繫士氣。

4.   北京、港澳系統、土共老愛國、本地商界新貴、傳統商界精英等雖然同屬建制陣營,但彼此之間利益並不一致。儘管這些分歧並未導致分裂,而且有習近平一錘定音,但中間仍然有隙可尋。只要把握時機,善加利用,是有可能奪取「階段勝利」的。

5.   港澳系統因為私利,以林鄭取代CY作為前台代言人。到目前為止,北京仍然支持這決定。可是,如果有重大因素影響北京的盤算,務實的中共有可能轉軚。

6.   1193個選委當中,中共掌握的鐵票只有500左右。ABC陣營有320,剩下不到400票傳統商界與西環有嫌隙。如果預計票數足夠,而北京又沒有明確下旨,傳統商界有可能陣前倒戈。

7.   曾俊華是唯一一個ABC陣營和傳統商界都可以接受的人。

 

1.在這次「選舉/博弈」裡,怎樣是最有可能反制西環治港的策略﹖

2.執行這些策略時,如何可以避免麻醉大眾的抗爭意識﹖

3.原則的底線是甚麼﹖甚麼行為才算破壞原則﹖

政治目標 1.    保持民眾對小圈子選舉,以致六四、左vs.右等問題的高度警醒

2.    持續動員

1.    扳倒林鄭,遏制西環治港(例如制止操弄民粹、入侵大學管治、黑勢力介入政治、等等)。

2.    讓香港回到比較依賴程序理性的管治模式。

 

1.在這次「選舉/博弈」裡,有沒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具體目標﹖

2.這些目標是否與長遠普選、全民退保等目標會否互相違背﹖

政治行動 1.    投白票或胡官

2.    民間提名和投票

3.    街站、遊行

1.    儘量把ABC選票集中薯片,以利傳統商界的策略盤算。

2.    儘量提升薯片民望,若其與林鄭的差距達到某種程度,足以影響北京的算盤,北京就有可能放鬆對林鄭的支持,做就傳統商界轉軚。

1.在這些行動裡能否有可行的協調分工﹖如何在行動時,避免向公眾傳遞矛盾的訊息﹖
政治理據 1.    選舉必須參照政綱和候選人的往績。

2.    投票給任何沒有明確反對831、廿三條,社經取態右傾的人都是違反原則。

3.    違反原則會損害抗爭者的道德力量,日後難再號召群眾

4.    民主運動需要持續動員,「休養生息」會削弱民氣。

5.    讓曾俊華聚集包括民主派的民氣,正好墮入北京的陷阱。

6.    由於著重的是長遠目標,故只要特首是建制派,不論何人當選都沒有分別。

7.    中共的內情沒有人能夠知曉,中共最擅長的就是策略鬥爭,企圖與中共博弈是非常危險的。不如退守原則路線,不理會特首「選舉」當中的具體政治形勢判斷。

8.    民主派高調支持曾俊華,反而令他更難獲北京接受。

 

1.    由於是博弈,不是選舉,更加不是普選,所以選舉的邏輯(例如比較政綱)並不適用。

2.    博弈只能針對短期可行的目標,但這並不表示放棄對遠大目標(例如普選、全民退保)的追求。

3.    就階段目標(即對抗西環治港)而言,特首人選是有重大分別的。

4.    票投曾俊華,拉壟傳統工商界只是臨時性策略結盟,並不表示無限量支持。

5.    民意可恃。

 

 

 

這個簡表是從facebook、討論區、網媒、網台等渠道整理而來的,包括不同的意見領袖和網民的留言、文章、status與網上節目言論。當然,那只是個人很片面、很局限的觀察。但當中也有些「發現」,這些「發現」其實眾所周知,只是沒有受到認真對待。

  1. 「原則派」並非一味罔顧現實,自我感覺良好。他們也有現實政治判斷,例如北京其實屬意曾俊華;投票給曾俊華會削弱抗爭意志,等等。相反,「策略派」也並非忘記初衷,更沒有妄想「造王」,他們只是設想一個「槓桿效應」,一個可以「乘虛而入」的時機而已。
  2. 「原則派」的人也曾經有相當策略性的政治行為。例如在「雷動計劃」時包容了社經政策上常常態度曖昧的民主黨和不知算不算 “lesser evil” 的「青年新政」。「策略派」的人也曾經相當「有原則」,在2012年排隊苦候一張民間白票。
  3. 有些人叫作「薯粉」,他們既不「策略」,也不「原則」。

 

 

對話之後

其實,「策略派」或者「原則派」是很粗疏,很隨意的分類,有時候只為方便理解,但更多時候是隨著意氣之爭不斷升級而製造的標籤,也就是前述通過符號運作,建構敵我身份的結果。事實上,有些人傾向「原則派」的政治判斷,行為上卻投票給曾俊華;有些人本來以策略考慮高舉ABC旗幟,後來卻因為情感上無法認同曾俊華而放棄策略行為,也沒有解釋轉變的理據。有些人鍾情「特首民投」,嘗試獨立於兩派的爭論。對於這些人,「策略」與「原則」的分類常常顯得相當尷尬。

 

因此,如果真的要區分「策略」和「原則」,那針對的應該是行為模式,也就是說,某個行為究竟是以 「策略」還是「原則」的考慮而驅動的﹖ 世上應該沒有人生來就是「策略派」或者「原則派」,所謂「策略」和「原則」,並不是人的分類,而是某時某地因應某個事件而作出的行為反應而已。那是條件性的、暫時性的、情景化的、脈絡化的,具體的,反映某人對當下的理解與及在當前局限之下自覺或不自覺地作出的選擇。於是,需要問的其實是:為甚麼在這個時空,這個議題上我會做了這個選擇﹖與其問:「為甚麼我認同策略派﹖」不如問:「為甚麼2012年我願意等上半小時去投一張民間白票,而今次卻全程投入,去追逐一個現實上很難成功的『偷雞』機會﹖」為甚麼立會選舉時我甘心專注推廣「雷動計劃」,而沒有介入國族議題上的左右爭論,今次卻對「薯片」所展現的各種圖像那麼看不過眼﹖為甚麼有些人連89枚催淚彈都無動於中,但卻給曾俊華的幾套短片感動﹖究竟是甚麼情景、甚麼議題、甚麼脈絡、甚麼力量令某些人 “connect”﹖ 在每一個說法,每一個人當中,究竟隱藏了甚麼故事﹖

 

說故事

每個人都有故事。我的故事,還得回到五年前,甚至更早……

326日前後,FB “on this day” 讓我記起五年前在上水火車站大排長龍,等待投一張民間白票的情景,也讓我重新感受當年那種鬱悶難抒的感覺。那時候,民間白票讓我抒懷,也讓我得力;我渴望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跟我一樣出來投票,創造萬眾一心的振奮場景。這種渴望,把我與社會其他追求民主的人連結在一起。要說「充權」,這就是一次很實在的,感覺「充權」的經驗。那時也有人說這是「政治打飛機」,大概也有人認為這會令人「投咗票,就以為自己真有份參與,忘記咗政制仍然不公平」,只是這種聲音並不響亮。「充權」與否,也需要看參與的人得到甚麼,並不是抽空具體情景脈絡,單純通過理性論證就可以達致的。

為甚麼我會切實地感受到「充權」﹖那是在一個怎樣的脈絡下產生的﹖也許因為生活經驗,個人對社會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比較敏感,當中最典型的形式就是階級矛盾。曾蔭權管治是階級矛盾很尖銳的年代,而唐英年明顯只會延續這種施政路線,所以對他殊無好感。至於梁振英,我也不相信他會打破當前的權力架構(事後證明的確如此,他只改變了不同權力派系的位置,但沒有觸及架構本身),加上其行事作風,所以早對他深惡痛絕。當時感受的專制壓迫,是沒有選擇,無處發聲;我不會天真地相信民間白票可以帶來普選,但能夠表達,與社會連結,也就很好。

往後幾年,我仍然重視反省社會的權力結構,多談階級,少講族群。與很多人不同,我並不對《十年》推崇備至,因為我覺得它過份簡化地對待香港的問題,而且很TVB式地提供一個面譜化的答案:萬惡的中共,卻沒有帶領觀眾去作深刻的思考。既然如此,為甚麼我會對胡官,對白票,對個別選委的兩難抉擇無動於衷﹖

狼英五年帶來一個主要的轉變,那就是大大提升「中港矛盾」,令它在公共討論中蓋過其他面向的社會矛盾,例如階級、性別、環境…… 這次「特首選舉」,很多人就認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中港關係(西環治港),因而主張暫時擱下其他社會議題。我的感受卻有點不同。我認為中港矛盾與其他議題應該置於同樣的框架下去理解,但「中港矛盾」卻掩蓋了其他聲音,令甚麼議題都難以讓社會聚焦。在這個情況下面對「特首選舉」,強調六四、831、真普選、全民退保,實在難以感受社會運動連結的力量。

狼英管治的另一「政績」就是雨傘運動。傘運是香港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社會運動的總結和轉折,當中具體地呈現了豐富的民主政治圖像;也聚集了最多的人,以最強的時間和最大的空間去發聲。傘運之後,我們還需要其他時機和策略去發聲嗎﹖在「特首選舉」裡以白票或其他行為發聲,難道可以比傘運更加清晰和響亮﹖與五年前不同,現時我感受的專制壓迫,並不是無處發聲,而是抗爭者自己的「默然無語」。

雨傘運動之後,最令人振奮的時刻都與選舉有關:區議會、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一方面,它們突破了雨傘運動的範式和目標,也取得了一些實質結果;另方面,它們繼承雨傘運動的民主圖像,為民主賦與普選以外更豐富的意義。固然,「特首選舉」跟區議會和立法會不同,它有性質上的局限,但若對應的行為無法延續傘運之後的傳承和突破,只會反覆強化抗爭者「失語」的情景,削弱他們的內在能量。

 

其他想像

當然,個人的經驗並不等同社會整體的經歷。但我懷疑社會是否真有一個可以整合一切的宏大故事。社會從來是由一個個不同的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故事都可以推動一股很實在的力量,一股能夠對內和對外連結的,推動民主運動的力量。

最近滿腦子都「陰性政治」的想像,思考女性主義如何介入民主運動。當然那是很複雜艱澀的理論,並非我這等末學後進能夠述說清楚。但就算只是一個大概,我相信那仍然對「特首選舉」的反省和今後的運動策略帶來啟示。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都有一個共同論點:男性和女性都不是天生的,而且社會文化塑造出來。傳統文化通過二元對立的模式運作,以男性(陽剛)為中心,女性(陰柔)的特質都依附和從屬於男性之下,是隱蔽的、被動的、不完滿的。法國女性主義主張打破這個框架和規限,重新發掘女性(陰柔)的特質。同樣地,我們常常以男性(陽剛)的視角去理解民主政治,設想它代表原則、理性、辯論、權利、利益整合、身份對話……   參考女性主義,其實可以嘗試顛覆這個認知框架,uncover當中被隱藏的情感、故事、處境、想像…… 讓每一個人,主觀地加入民主運動的論述。

 

那具體來說又是甚麼﹖我會想到草根民主、審議式民主、社區營造、接納式民主、差異政治等課題。從前我總以為,民主化的過程是否必然先建立普選制度,然後才在其面向深化社會。也就是說,先從專制政權奪取權力,再在其他性別、種族、階級、環境、都市空間等領域強化民主基礎。但這是必然嗎﹖可否並頭齊進,甚至反過來,先在各個領域建立民主基礎,最後才指向中心的政治制度,即行政和立法機關﹖ 限於識見,想來想去,其實想不出太多。我只想到美國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學者Iris Marion Young的一段文字,且讓我以相當有限的中英文翻譯如下,並以此為這篇文章作結:

 

民主討論和決策,理論上有以下更好的說法:那是一個過程,當中不同的社會群體應該進入其他人的特定情景,並且願意跨越不同人的處境和位置,去找尋集體問題與衝突的確當解決方法。

公眾對不同處境和文化群體的經驗都有看法,無視這些看法,並斷言那只是群體利益的主張是錯誤的。我認為這種誤解部份源於以為那些社會群體的表達只是身份議題。我重新檢視對這種群體身份的質疑,認為當代民主制度裡那些群體運動和訴求是由結構性區分而來,但那種區分是藉由彼此的關係建立的。有這種理解,才能明白在民主討論和決策裡,處身於某種社會情景的利益、建議、訴求和經驗表達都是重要的資源。這些情景化的知識能夠令霸權論述多元化、相對化,並提供一些無人提及的知識,去作出聰明的決策。

 

原文如下:

Democratic discussion and decision-making is better theorized as a process in which differentiated social groups should attend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others and be willing to work out just solutions to their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problems from across their situated positions. It is a mistake to consider the public assertion of experiences of people located in structurally or culturally differentiated social groups as nothing but the assertion of self-regarding interest. I suggest that this misconstrual derives in part from misunderstanding such group-based public expressions solely and entirely as assertions of a group ‘identity’. I review arguments that question such a notion of group identity, and argue that most group-based movements and claim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polities derive from relationally constituted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s. When so understood, it becomes clear that socially situated interests, proposals, claims, and expressions of experience are often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democratic discussion and decision-making. Such situated knowledges can both pluralize and relativize hegemonic discourses, and offer otherwise unspoken knowledge to contribute to wise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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