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nect vs. Disconnect – 後特首「選舉」的運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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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蘋果日報)

 

作者:幡內兒@撐傘落區

林鄭的「競選」口號是 “We connect”,但最終能夠connect香港人的卻是「柒柒柒」。政治符號的任意多變,表露無遺。

 

理論大師告訴我們,符號裝載著某些意思,但兩者的關係是任意的。「白色」有時候代表純潔和莊嚴,是感情的象徵;但有時候又顯示哀傷與沉重,成為地府專用顏色。同樣,「原則」可以傳遞初衷、白票、普選、長毛,同時亦裝載硬膠、矯情、林鄭B隊…… 「策略」既代表薯片(粉)、抗共、務實、民主黨,卻又象徵妥協、港豬、中伏……

 

符號簡單易明,便於傳送,但隨時變易,不斷延伸,容易被挪用,有意無意排拒不樂見的想法。政治需要動員,動員依靠符號;但政治也需要參與,參與就得穿透徘徊於邊緣的符號意義爭奪戰,直接進入議題,理解各種不同說法的情景和脈絡。

 

其實,每個說法都置身於某種權力關係,承受著凝視、規訓與慾望,是有局限的選擇。那些局限可以是明顯的,也可以是隱性的。例如,一個左翼選委覺得投票給曾俊華是痛苦的決定,因為那是對內化原則的背棄,需要謀殺自我才能成全。她/他承受的是感性與理性、身與心、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是自我凝視的焦慮。在這種情景下,指涉公共領域和政治誠信的「民主運動」(在當時的脈絡和論述下,投票給曾俊華被理解為策略性地推進民主進程,或至少避免民主倒退) 竟然成為對主體自我的閹割。又例如,一個淺藍薯粉經歷了「狼英之亂」,對當前的社會恐怕已無太多想像;她/他會有意無意地承載著曾俊華「相信每一個人」的社會渴望,那不是一句「港豬」就能輕易概括的。

 

從啟蒙時期開始,自由主義現代化就對「民主」有一套說法。人生而平等,並且擁有相同的理性思維去參與公共事務。民主化因而是一個通過理性而不斷進化的過程。於是,民主運動常常被視為一個啟蒙運動,去「喚醒睡著或裝睡的人」;「走入社區,深耕細作」也不時變為「教育街坊,意識覺醒」;民主的議題多是「真普選」、「公民提名」;就算覺得要扣連民生,那也多是「沒有民主,政府施政就不會照顧民意,傾向大財團」等單一說法;立體一些,就馬上變成「全民退保」一類公共政策議題。如果「民主」也是符號,它裝載的卻更多是「理性」、「平等」、「公共」、「獨立」、「原則」、「選舉」、「政治」等偏向陽剛性的概念。

 

晚近數十年的轉變,令我們對「民主」這等宏大論述有更多反省。它固然是「客觀」自存的普世價值,但片面強調平等、理性、公共,有時候會變為沒有具體指向的符號,抹平差異,無法觀照個別處境和脈絡的獨特經驗與感受,特別是當中的權力架構。 於是,反而局限了弱勢群體,特別是小數族裔、女性、LGBT、無家者,甚至小中產的參與。例如,對於家庭主婦,她面臨最真切的威脅可能是性別角色定型或主流職場的排拒;對於小數族裔,最關切的也許是身份認同;就算是小白領中產,他/她最看不過眼的可能只是文化品味和社會價值的大陸化…… 對於這些博雜紛陳的生活經驗,「莫忘初衷」、「反對831」等說法恐怕並不是最直接的,能夠connect的回應。

 

於是,我們需要觀照行動者主體慾望和選擇自由的民主運動策略,藉由身體的感知和經驗去探問當下處身的位置,包括歷史的條件、他人目光、社會分工安排、社會和文化權力的操弄宰制等因素如何交滙建構,從而探索各種解放的可能。參與民主運動的人,需要對自身,對他人進行多元化又多層次的意義探問:如果我是選委,我會如何理解投票給曾俊華這個行為﹖我是從身體的感知上認同曾俊華展現的社會圖象﹖我認同這是正確的策略決定﹖我的一票是為了符合大眾期望的表演,以取悅/逃避別人和自己的凝視目光﹖「狼英五年」如何具體地侵蝕我的自由和選擇﹖對於薯粉,我們可能會問:他們置身於何種知識/權力關係﹖他們對社會有甚麼「主體慾望」﹖這些如何令他們拒絕「曾俊華」以外的選擇(而不是去分析客觀理性上有沒有更合理的選擇)﹖這能夠令他們滿足嗎﹖又以何種形式存在呢﹖對於小數族裔,特首「選舉」又意味甚麼﹖ 通過反覆梳理每個主體經驗,才能讓行動者從被動客體和被分析的靜態處境裡轉而為積極製造行動與意義的主體,展現社會參與者的能動性。

 

例如,人的身體、感觀、慾望等陰性特質常常被排拒於「客觀」、「理性」的公共政治領域之外。但有研究發現,有些主婦參與雨傘運動的主要動機不在於「真普選」或「抗議催淚彈」,而是簡簡單單地不忍心學生因為佔領而「無啖好食」,營養不足。柔性的參與、母體的展現,可能就是她們解放的突破口,是真正的充權。超越傳統「身/客體/感觀」vs.「心/主體/思考」的對立,便能重新了解投票(或不投票)給曾俊華的意義。從這種角度,才能超越「民意是浮動的,從政者應該帶領群眾」vs.「不尊重民意,談何民主﹖指責梁振英不講民意,但自己就蔑視民意」之類無聊的爭論。

 

人從來就是複雜的動物,不可能被簡單地歸類定型。文化理論告訴我們,所謂自我、主體、以致種族、性別、階級都不是片面靜態的概念;符號的意義也在詮釋當中不斷變易延伸。因此,統合身心,探索主體的策略必須回到具體的情景脈絡。不難理解,五年前很多人願意大排長龍,只為投一白票;2013年的電子公投也可以動員八十萬人,而今日的「特首民投」卻跟 “we connect” 一樣,connect不到社會大眾。

 

「個人即政治」是六十年代女性主義的口號,目的是打破傳統對政治的狹獈劃界,納入育兒、家務、生殖、家暴等議題。政治從來不單是「眾人之事」,民主也不止於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反覆探索個別的生活經驗,也就是為行動和發聲找尋立足點,進而審視背後的普遍結構。換句話說,就是以身體、主體性介入並重新闡述民主、公義等普世價值,並且在理論上開拓更豐富的民主議程和想像,包括政府和立法機關以外的公民社會、草根民主、社區營造、性別政治、差異政治、接納式民主等等。

 

台灣的民主運動在八十年代末解嚴之後,發現舊有模式無法建構內部的價值規範和社會關係,於是轉向社區營造、草根民主的方向,讓民主運動生活化。香港於八十年代展開居民運動,二千年實踐幾個小型社區實驗,直至2010年以後的菜園村重建、反東北發展、土地正義,以致多年來各種工人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平權運動等,其實一直都在開拓各種社會想像。遺憾的是,它們從未與民主運動緊密扣連,有時候反而互相拉扯,更未能為民主運動建立有力的論述。雨傘運動其實讓「民主」盛載了極其豐富的意義,也展現了廣泛的陰性政治空間。可是,在一片反對大台的爭議聲下,這些面向全告無疾而終。如果雨傘佔領真的稱得上「革命」,那是因為我們認真地傳承這些意義,深化這些空間。

 

從政者和社會運動都需要 “connect”,至於那是「薯片式」的connect,是「柒柒柒」的connect,還是為參與者賦權的connect,就視乎如何詮釋 “connect” 的符號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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