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動初探 上篇:選民為何投票? 】幡內兒@撐傘落區運動

「雷動計劃」由倡議至今經過多次修改,現時包括三大部份:名單協調、策略
選民、雷霆救兵。首部份的對象是參選人,特別是政黨;第二、三部份則針對
選民。在公民社會,「雷動計劃」獲得正面迴響。18個民間團體組成「公民聯
合行動」,積極宣傳,招募選民加入。此外還有「做個聰明選民(Be a Smart
Voter)」運動,鼓勵選民慎思手中一票,與「雷動」的「策略選民」部份遙相呼應。不過,多數政黨卻反應冷淡。現時別說地區直選,縱是「超區」一席亦無法協調名單。何以出現如此差異,應該是本地政治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作為參與團體之一,我們不擬在此探究原因,只希望藉著前後兩篇文章,討論「雷動計劃」背後涉及的概念。由事實出發,從理念溝通,才能凝聚共識,集結力量,「立會過半」。

現時,外間對「雷動計劃」仍有不少疑問,歸納有三:
1、 扭曲選民意願;
2、 扭曲選舉結果;
3、 有組織地介入選舉十分危險,稍為不慎,可能適得其反,令非建制派喪失
更多議席。

第三點更多是技術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註1】。至於第一和第二點,其背後對選舉以致投票行為有一系列的假設:選民支持某候選人,於是出來投票,讓他/她當選,而這些選民意願最終會在選舉結果得到反映​。 可是,我們需要問,選民的一票究竟表達甚麼意願? 或者更根本地問,甚麼動機驅使選民投票? 另外,選舉結果真的反映選民意願嗎?

選民為甚麼投票?

政治學者Gabor Toka引用「選舉制度比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 CSES)的調查數據【註2】,就投票行為的動機進行了相當有趣的研究。他首先區分近年政治學理論的兩大投票行為模式:表意模式(Expressive
model)
工具模式(Instrumental model)​。所謂表意模式,指的是投票的回報內存​於行為本身,也就是說,選民是受到行為本身的即時回報​驅動而投票的。例如履行公民責任、置身於某政治社群的歸屬感、表達政見、通過投票給某政治取向相同的政黨而肯定自我等等。至於工具模式,選民關注的卻是選舉結果帶來的政治後果/影響,那可以是象徵性的,但更多時候是實質的政府政策和表現。在工具模式的投票行為裡,投票的滿足感就好像投資一樣,是延後​的,而且是通過選舉結果間接​得來。【註3】 Toka強調,表意模式和工具模式兩者都是理性行為​。選民並非盲目地、必然地對某政治選項作出回應,而是目標為本,持續地通過理性和直覺比較不同的政治選項,排列優次,才以行動回應。

Toka進一步闡釋投票(voting)的多重面向。一般人理解投票就是走進票站,填寫
選票,並將之放入票箱的整個行為。但Toka指出,voting其實包括投票(turnout)【註4】、選擇政黨/候選人(party choice)、閱讀和吸收政治資訊(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三個面向。他認為要三者同時兼顧,才能理解選民的投票(voting)行為。

Toka指出,過往研究大致認為選民出來投票(turnout)是建基於表意模式,但選
擇政黨/候選人是工具性的行為。他自己則推想,投票(turnout)的確是表意驅使
,但閱讀政治資訊應該更近於工具模式。至於選擇政黨,大概介乎兩者之間,
是表意和工具模式的混合。另一方面,兩種模式的分別亦可能受到政黨制度影
響。簡單推想,在多黨制/共識制之下,由於選民較難預計選舉結果,故傾向於
表意模式。相反,在西敏寺式的兩黨多數制下,選民會較在意選舉結果,因而
傾向工具模式。【註5】

區分兩種模式有重要意義。因為不同模式的投票(voting)行為,會帶來不同的選

舉結果​。過往研究和Toka都提出相同的擔憂:如果選民不單在投票(turnout)面
向,而且在政黨選擇,甚至閱讀政治資訊方面都受到(或至少部份受到)表意模
式驅動,會否最終選擇了與政治理念相違的政黨,甚至在總體上帶來與工具模

式投票不一樣的政治後果​?

Toka帶著這些問題展開研究,結果非常有趣,不單打破了過往研究的部份結論
,也與他自己的預期不同,概述如下:

1、 出來投票(turnout)的確完全受表意模式驅動​,這與過往研究和Toka的推想一
樣;

2、 選擇政黨受表意模式驅使,其程度更甚於投票(turnout)​。這不但與過往研究不同,亦有異於Toka自己的推想;

3、 閱讀政治資訊明顯地建基於工具模式​,其程度比Toka原來的推想更甚。

4、 政治制度(多黨制還是兩黨多數制)對投票(voting)模式的影響不大。

Toka的研究表明,在個人層面,選民投票(voting)的動機非常複雜。大部份選民
會工具性地吸收和閱讀政治資訊,思考相關的選舉和政治效果。不過,單憑這
一點並不足以驅使他/她們到走進票站,在選票劃上一剔。對他/她們來說,投
票(turnout)和選擇是表意性的,其本身就是目的,與預期的選舉結果和政治影
響並無必然關係。放在香港的脈絡,這個現象似乎更容易理解。香港政制是行
政主導,立法會權力有限。在功能組別制度下,議員私人條例草案限於政府開
支和分組點票而難有作為,選民自然不會期望手中的一票可以通過議員對政策
有甚麼實質影響。因此,選舉之前,選民可能很仔細地閱讀政治資訊,了解並
支持真普選、全民退保、回購領展….. 或者相反支持興建三跑、東北收地、廿
三條立法….. 他/她們也許清楚地知道不同黨派當選意味甚麼政治後果。可是,
到投票(turnout)時卻更在意一己的(階級、國族、政治)身份認同和政治表達與候選人的理念和形象是否吻合,或者更受社會氛圍、個人聯繫、候選人的個人
魅力等其他因素驅使。於是,投白票是盡公民責任;投建制是因為自覺是中國
人,或者支持「發展」,擁抱「和諧」;投社民連是喜歡長毛,表達對社會不
滿;投公民黨是認同專業理性;投民主黨是因為與區議員熟稔;投范國威是因為「我是香港人」;投本土派是因為「我不是中國人」……

簡單地說,選民投票(turnout),其根本動機恐怕不在促使某候選人當選。當然
,邏輯上也不能反向推斷,說某候選人當選與否,並不在選民考慮之內,只是
這並非驅使選民投票(voting)的最重要原因而已。

選民意願與選舉結果

其實,選民意願,就算是足夠數量選民的意願,也不一定會帶來相應的選舉結
果,當中有些概念需要更仔細地區分。投票(voting)行為是個體層面(individual
level)的事,選舉結果卻是總體(aggregate level)的,是個別選民行為的綜合結果。選民投票(voting)直接帶來的只是「選票分佈」,也就是個別候選人/名單的得票數字。可是,最終的「選舉結果」,即議席分配,卻不一定與「選票分佈」吻合。當中的關鍵是「選舉制度」,也就是決定「選票分佈」如何落實成為最終議席分配的方法。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港島區為例,按照「選民意願」,議席分配應該是公民黨1.50席、民主黨0.86席、曾鈺成0.78席…… 劉健儀0.38席……,但實際結果卻是由公民黨至王國興都同得一席,劉健儀卻一席也沒
有。換過角度,以當年最重要的兩大陣營區分,泛民在港島得票率逾50%,卻
只得42.9%(3席)的席位;在新界東則剛好相反,泛民得到56%選票,卻摘下
66.7%(6席)的大多數議席,兩者同樣沒有反映「選民意願」。事實上,就算實行比例代表制,都不可能保證「選民意願」沒有「扭曲」,而最末一至兩席的得失,往往有很大的隨機性 。【註6】蔡子強曾經以「上帝擲骰子」形容新東的選舉結果。不過,連西環都當不了上帝,個別選民更沒此能耐。恰恰相反,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性投票(voting),沒有很強的動機去促成某種選舉結果,當中的隨機意味就更大了。所以政黨參選,從來不單要爭取最多的「選民意願」,還希望窮盡選舉制度,把「選民意願」「扭曲」成為最多的議席。

因此,要探究有沒有扭曲,需要理解「選民意願」、「選舉結果」和它們兩者的關係。按照Toka的思考,表意模式和工具模式投票(voting)反映的是很不同的選民意願。如果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式投票,他/她們的意願已經在選票分佈中反映出來,但這並不能等同某種intended election consequence。如果把「選民意願」量化為個別參選人的得票數字,那「選民意願」與選舉結果可能出現重大差異,但這差異不能用「扭曲」來解釋。它既源於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性投票,也因為選舉制度帶來的隨機性,就算擁有極強工具性投票意欲的選民也無法完全掌握。其實,香港立法會選舉最大的扭曲從來在於功能組別,因為它違反票值(基本)相等、開放參與等基本原則,也讓北京繞過選舉規範,操控選舉。

至於雷動計劃,它嘗試介入的有兩方面:「策略選民」部份鼓勵選民考慮候選人的當選機率,也就是把投票(voting)行為由表意模式轉為更多地以工具模式驅動​,而這兩者皆是選民個人的理性選擇,談不上扭曲。「雷霆救兵」則對應選舉制度​,針對每區最末一至兩席,減低當中的隨機性​;而且「救兵」本身也不過是一群帶有很強工具性投票動機的選民,表達的是這一類選民的投票意願。他/她們關注總體政治影響甚於個別政黨名單的得票,因而可能做就與表意式投票不同的選舉結果 – 這不但符合投票的行為邏輯,也沒有違反選舉倫理。

表意性投票的憂慮

誠然,表意性和工具性投票都是理性選擇,但選舉畢竟不是歐國杯,後者就算「二度脫歐」,大不了四年之後再來一次,而選舉卻有重大的政治影響。Toka談及兩種投票模式可能帶來不一樣的,甚至政治信念相反的選舉結果。還是回到2012年立法會港島選區,如果投公民黨的選民都有水晶球,知道最終選舉結果,他/她們會否轉而投票給其他泛民名單?

其實也不需要水晶球。港式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行之有年,相信很多選民都
知道如果參選名單數量適中,選票分得越平均,對己方陣營越有利,讓公民黨
「一注獨得」大部份選票,顯然並不聰明。最終如此,恐怕是引證了Toka的研
究,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式投票(voting),對公民黨(陳淑莊)情有獨鍾;又或者個別選民根本掌握不到選情,就算想「工具」投票也無從著手。可是,無論他/她們對公民黨如何熱愛,大概也難以否認王國興取得最末一席這個選舉結果與本身的政治信念並不相符。 【註7】從這角度看,「策略選民」和「雷霆救兵」兩大部份可說切中肯綮,嘗試令「選民意願」和「選舉結果」更加一致。

如何「雷動​」​?

Toka的研究結果還帶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甚麼選民工具性地閱讀政治資
訊,但去到投票(turnout)和選擇政黨時卻只跟從表意模式? Toka沒有回答這問題
,但他的分析概念卻給與雷動計劃很好的啟示。

前面已說過,不管是表意模式還是工具模式,選民的投票(voting)行為都是理性
的。也就是說,選民覺得投票(voting)可以帶來滿足感(utility)才會行動。因此,
他/她們受表意模式還是工具模式驅動,其實就是預期選舉結果的差異、投票
(voting)成本、投票(voting)本身的滿足感等變項的價值對比。為了說明問題,
Toka把這些概念/變項融入於一條方程式之中:

U = P*B – C + D
U = 個別選民從投票(voting)行為獲得的滿足感
P = 該選民一票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機率
B = 選民在不同選舉結果中獲得節滿足感的差異
C = 投票(voting)的成本
D = 投票(voting)本身帶來的滿足感

理性選民因為滿足感而投票(voting),換句話說,U必須是正數。若C的價值非常
大,遠大於P*B 與 D,U便出現負數,即選民無法從投票(voting)中得到滿足,理
性選民是不會投票的。至於投票(voting)是表意模式還是工具模式,則視乎P*B
、C和D三者的相對數值。簡言之,若P*B較C+D大,選民行為就是工具模式。若
D > C > P*B,那選民就是表意驅動。

問題是,一般選舉(不論多數制還是比例代表制)的選民基數最少數十萬,甚至
上千萬,因此,個別選票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說,P的數值幾近於零,P*B的數值也非常低,難以高於C+D。單從常理推想,也不難理解為甚麼到投票(turnout)和選擇政黨時選民多傾向於表意模式。(香港特首選舉是例外,選委的P是1/1200,李嘉誠可能是 數十/1200,習近平更接近1/1,可說獨步天下。) 不過,個別P的數值並不單單受制於龐大的選民基數,還可能源於選民各自分散、選舉資訊不足等原因。理論上,如果能夠讓選民掌握充份而準確的選舉資訊,集結力量,應當會大大提升P的預期數值。而又如果B的數值也非常大,即甲黨還是乙黨勝出對選民而言有重大差異,那P*B便足以驅動選民以工具模式投票。

因此,說雷動計劃是一個「充權」的社會運動,並不單從概念上而言,還指向
一個具體方法(公民聲吶) 把分散而又力量微弱的選票集結起來,令個別選民發
揮更大的政治影響。策略上,雷動計劃需要更多說明「立會過半」可以帶來的
政治願景(提升B的數值),同時令選民相信,只要集結力量,訊息流通,這個願
景是可以達到的(提升P的數值)。

下篇預告:策略性投票

最後,必須說明,雷動計劃強調的是策略性投票,而策略性投票是另一個概
念。它固然多數依從工具行為的模式,但並不必然。例如,某選民可能對任何
政黨都沒有偏愛,他/她只偏愛戴耀廷;又或者只想表達對建制派不滿,甚至只
為享受「雷霆救兵」的充權感覺,因而參加雷動。這一類選民雖然進行策略性
投票,但其行為仍然是表意性的。限於篇幅,策略性投票的概念留待下篇續
談。

延伸閱讀
Toka, G. (2009), “Expressive Versus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of Turnout,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Learning”,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釋
【註1】「雷動計劃」的數據採集及分析工作由民間組織「公民數據」負責,其代表對此信心十足,理由如下:(一) Telegram的系統設計,駭客難以入侵;(二) 系統技術能夠辨別個別投票人,追踪其投票意向,防止對手滲入,干擾數據;(三)「雷動聲吶系統」是個大數據項目,並非抽樣民調。如果調查的數目足夠,足以掩蓋統計學上的偏差。

【註2】CSES於1994年創立,目的在於進行跨國調查,研究政治制度對政治行為的影響。本文引用的Toka研究建基於CSES於1996年至2002年期間進行的首階段調查數據,當中涵蓋33個國家的45次
選舉,包括香港於1998和2000年的立法會選舉。

【註3 】以最近的立法會新東補選為例,假設有人因為支持梁天琦本人或本土派的政治主張而投了他一票,這一類選民在投票一刻已經自覺表達了意向和獲得本土派的政治身份認同感,不需要等到
選舉結果才感覺滿足,他/她們顯然是表意性投票者。另一方面,若有人擔心周浩鼎當選(選舉結果),建制派便可以修改議事規則(政治影響),因而投了楊岳橋。這一類選民就是工具性驅動,他/她們並不會因為投了票便感覺滿足。對他/她們來說,投票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他/她們期望通過投票帶來某種選舉結果和政治影響。

【註4 】按Toka原文,voting包括turnout、party choice、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三個面向。Turnout
一字有「走出來投票」的意思,較難翻譯,通常都與voting同樣譯作「投票」。因此,為免混亂,本文提及投票時,會用括號加注,說明指的是turnout還是voting。

【註5 】一般來說,西敏寺式議會實行多數制的選舉制度,多黨制議會則實行比例代表制。因此,Toka的推想可以再演繹為:多數制選舉下選民較傾向於工具模式投票,比例代表制選民則傾向表意
模式。補足一點,議會模式和選舉制度並不是單純的因果關係,這方面學術界有頗多爭議。

【註6 】港式比例代表制比實行的是最大餘額法,但就算換了最高平均法、D’Hondt method、
Sainte­Lague method等方法,也同樣不能確保議席分配符合選票分佈;而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換
成多數制,只會浪費更多選票,議席分配也會更不符選票分佈的比例。

【註7】 理論上當年投公民黨的人也可以是工具性驅動的。例如 (一)他/她們不想人民力量的激烈行為或者社民連的左傾路線在社會發酵,而又堅信民主黨不可能取得兩席,因此別無選擇;(二)他/
她們並不抗拒人力或社民連,甚至勞永樂,但個人分析認為這些候選人比公民黨排第二的陳淑莊勝算更低。不過,這並不違反本文的分析框架。因為只要有更適合的選擇,不管是 (一)其他
名單,例如陳方安生,甚至公民黨分拆兩張名單,或者 (二)準確的選舉資訊,例如公民聲吶數據,這些選民會很容易蟬過別枝,做就可能不一樣的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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